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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第84講:社會變革與政治社會學——中國經驗為轉型理論提供了什么?

    發布時間:2018/12/18  點擊量:

    2018年10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張靜教授做客“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以“社會變革與政治社會學——中國經驗為轉型理論提供了什么?”為題,為參會者講述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社會變革的經驗,以及在此基礎上中國經驗為社會轉型理論提供的補充性解釋。

    講座伊始,張靜教授首先介紹了社會變革和秩序動蕩的關系。一般而言,社會變革會引發社會沖突的加劇,但在一些國家,社會沖突沒有威脅到變革中心秩序的形成,而另一些國家,卻長期處于社會動蕩中。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中國經歷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變革,也出現了大量的社會矛盾,觸發了各種群體利益不平衡,但為何沒有出現強大的對抗改革的社會力量?為什么在變革中,中國社會保持了基本的內聚力,它是如何保持的?社會和政治沖突在不少國家的變革期發生,它們導致一些執政權威結束了政治生命,但為何中國執政所依賴的社會基礎仍得到擴展?對于變革與秩序基本關系的解釋理論,中國實踐又能夠提供什么樣的新知識呢?這些問題困擾著國內外無數學者。

    張靜教授圍繞上述基本問題,分別從中國社會變革的特點、方向、動力與社會變革的穩定性來源等方面為聽眾呈現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發展經驗。中國的社會變革超越經濟意義,它是一個有方向的社會轉型:一些新的組織類別、社會身份及關系結構出現,個人與組織的關系,也經歷著1949年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重組。這一重組的基本方向,是從全面的行政再分配組織體制中,生長出資源分配的市場組織體系,主要表現為資源的自由流動空間增加、機會結構分化、勞動者地位獲得模式更多元等方面。這些進步使得多數人從這四十年的社會變革中獲益,變革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

    但是,中國的社會變革不同于其他的轉型國家,中國的變革存在“路徑依賴”,這表現在中國四十年的改革中,相對于政治資本,人力資本在社會地位上升中的作用并沒有出現超越性優勢。轉型理論假設政治資本與人力資本是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它低估了變革中原有社會組織結構、資源的“路徑依賴”。這些組織歷史上的資源獲取和分配模式,不僅參與了競爭,出現了新的形態,而且在變革中持續地發揮影響。這些由于組織和制度差異導致的身份差異,是中國社會變革中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同時,張靜教授的研究表明,利用資源的資格優勢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它還與社會的組織結構狀況有關。不同組織和國家中心體制的制度化關聯不同,導致不同組織中的人實現權益的渠道和效能不同。作為一種制度環境,組織地位的差別影響了體制外人員和組織的資源利用。同時,這些新發現修正了轉型理論的解釋,再分配經濟中的身份差異可能不僅不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削弱,而且在特定的社會組織化條件下還可能產生新的身份差異。

    張靜教授從社會變革的穩定性來源方面,為我們展示了相較于其他社會,中國的社會轉型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的原因。在這方面,政治社會學除了關心正式制度的發展之外,還特別關注非個人的、非預期的、具有長程、系統性特點的基礎性變遷,同時在中國社會中,不能只看正式制度怎么規定,還要深入地方實踐去看人們“怎么做”。她從五個方面為聽眾呈現了在社會變革中人們是“怎么做”的。第一,在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形成了發展型意識形態的共識,即“一心一意謀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通俗地講就是“全民致富”。這導致政府角色和干部激勵都向發展標準和經濟政績導向轉型,也促進了企業家群體和地方政府的廣泛合作。第二,繞過制度的障礙,用規避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沖突辦法做事情。在地方層面,通過各種繞過制度障礙的“創新行為”,讓正式制度適應地方需要。第三,在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家在績效合法性方面逐步上升,國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在增加并逐步進入國民生存風險的保護領域。同時,國家公共財政的配置方式也發生了改變,為了彌補稅收后基層財力的不足,中央政府開始大幅增加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第四,中國社會自1949年以來的社會組織化進程和中國人傳統的社會關系網絡構建了特有的利益結構,形成了新的社會分類單位,這一特殊的結構分割了社會橫向進行組織化聯合的動力,消解了對抗變革的各種自組織力量。第五,中國的基層調解機制再度興起。

    總之,中國的社會變革主要不是依靠政治制度的演進,而是依靠歷史路徑開展,它以一種特有的組織結構和文化傳統作用在進行變革。同時,中國的變革經驗對轉型理論提供了補充性解釋:名義上未變,實際上發生了適應性改變。

    【孫清波 整理、邵念念 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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