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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政與發展】系列講座79講:小規模、家庭式、生計型、兼業性——農業發展的四大障礙?

    發布時間:2019/09/03  點擊量:

    2017年11月9日,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英國蘇賽克斯大學經濟學教授、發展研究所教授邁克爾·利普頓做客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與廣大師生展開了一次關于農業發展“四大障礙”的對話。

    利普頓教授從人工智能打敗國際象棋高手引入,由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聯想到了農業發展的未來,進而提出了一個問題:農業的未來將是怎樣的呢?他駁斥了人們認為小規模、家庭式、生計型和兼業性是農業發展的四大障礙的觀點,認為該觀點忽略了農民的現狀以及從中得到的收益,也忽略了1950年以來的實證數據;相反如果政策得當,通常所認為的“四大障礙”反而會成為“四種必要”。

    他指出,實際的現狀是:就耕作面積和占用的勞動力而言,世界上的農場還是以小規模農場為主;生計型農場盡管面臨運輸的障礙,仍蓬勃發展;家庭式農場所占的耕地最多,從業者也最多,仍廣泛存在且生命力頑強;兼業性農場數據較少,但沒有證據證明其正在萎縮。他認為,農民選擇小規模的原因容易理解,但小規模與生計型、家庭式和兼業性之間的關系并不容易理解。小規模是利普頓教授論證的起點,同時也是他認為“四大障礙”中最重要、最基礎的問題。

    利普頓教授使用了201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農業普查數據進行分析。該普查顯示,全球農場總數的84%面積小于2公頃,占耕地總面積的12%。他還展示了不同國家農場規模變化的趨勢,對于不同收入情況的國家,農村規模變化趨勢以下降為主。他認為,上述趨勢出現的原因是農場面積與單位產出的反比關系。他排除了小農場土地質量更好、人口變化、土地稀缺或農業技術等問題,提出了最關鍵的兩個原因:較低的勞動力交易成本和產出處理成本。利普頓教授并未局限于小規模本身的討論,他指出,在農業投入、收獲后管理、銷售環節不存在反比關系,較小的農場占據較好的土地并不能解釋反比關系。從歷史的觀點來看,富裕國家之外的其他國家的歷史有力地證明了反比關系,成功的大農場所有者/控制者都以某種方式實現了勞動力交易和產出處理的低成本。從效果及影響來看,小規模農業生產有利于減貧、提高就業和優化產出分配;有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平等,但這一功能正在減弱;對環境是否中性不得而知。利普頓教授提出,到底是小規模還是與之相關聯的家庭式、生計型或者兼業性導致了反比關系呢?

    接下來是對家庭式的討論。利普頓引用了Graeub(2016)的數據,在提供了全球85%農業產出的98個國家里,有98%的農場一半以上的勞動力來自于家庭,耕種面積為全球總耕地面積的53%。家庭農場減少可能只是人們的感覺,其實在歐盟和北美等發達地區,公司農場也不比家庭農場經營情況更好。

    生計型是第三個討論的問題。利普頓教授列舉了2000年以后中國、印度、俄羅斯、歐盟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在自給方面的數據,他認為,全球生計型農業的比例可能在下降,但比例仍然很高。

    對兼業性農業的討論比較簡短。利普頓認為,盡管信息零散,但并沒有證據表明兼業性農業效率低下或正在減少。對泰國、愛爾蘭、挪威等國的研究表明,兼業性農業對生產效率沒有影響,對中國和印度的研究表明,這兩個國家的兼業性農業將繼續增加。

    利普頓教授還探討了當下人們對小規模、家庭式、生計型和兼業性這幾種特點的態度。有些人認識到了小規模的重要性,但大多數人認為,以上四個特點是農業發展日益惡化的罪魁禍首,且依次更甚。還有人認為,對小規模生產的過多關注會成為大規模減貧的障礙。

    利普頓教授認為,當前的發展趨勢是綠色革命與“四大障礙”并行其道,未來農業要針對不同的農場提供不同的政策,要跳出二元對立,小規模、家庭式、生計型和兼業性可以補充、保障、刺激市場與貿易。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人口問題使得“四大障礙”變成至關重要的“四種必要”,中國和印度的探索經驗都對非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張利利整理、邵念念 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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